从讳言破产到下达指标，温州正希望通过破产重整来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撑起一把法律的保护伞，赢得造血时间。

但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对这块“新的石头”都还很陌生。而温州封闭的圈子，也很可能将真正的拯救者隔绝在外。

2013年3月，资不抵债的温州森泰集团有限公司向政府提交紧急报告，请求司法重整。一周后，市委书记批示，“发挥司法重整的作用，可作尝试”。

司法重整，又叫破产重整，是指借助司法程序，为已经资不抵债，但本身尚有造血功能的企业撑一把保护伞。保护伞之下，生产经营可以继续，债务可以停息止付，逼债催债可以冻结。同时，资产获得保全，法院不能执行拍卖，债权人不得哄抢。还可借此机会撤销不太公平合理的交易。

破产重整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合法削债。

对于不良资产，银行的常规处理，通常是起诉、查封、拍卖，企业就此杀死。走破产程序后，则是根据企业资产和负债的情况，合理估算企业的负债规模。一个经典的案例是，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走破产保护程序，减少千亿负债，破茧重生。

“相当于送到重症病房抢救，通过输血、打强心针、切除恶性肿瘤的方式，把企业救活。”浙江省律协破产管理与重整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京衡律师集团副主任任一民说。

森泰僵局

即便是“合理合法”的诉求，推进过程仍然困难重重。互保企业、银行、法院、政府，都各怀心事。

两个月过去，法院仍未立案。

“本地有规模的企业走司法程序，政府会干预。”乐清法院一位接近此事的人士说。据互保企业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成文称，最终森泰是否能破产重整还在等乐清市政府“一把手”拍板。

“我们支持企业破产重组。”乐清经信局副局长徐立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是破产管理人要严格审计，企业究竟亏到哪里。如果有逃废债务、转移资产倾向，将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确实亏了，有限责任公司亏完为止。”

起初的阻力来自互保单位。李成文担忧的是，一旦森泰破产，减免的那部分银行债务就需要由华通承担。华通因此状告森泰，认为森泰一直经营状况良好，突然提出破产“是有组织、有阴谋的、律师团策划的诈骗行为”，存在“逃废债务、资产转移的行为”。根据担保法，如果罪名成立，华通将能免除代偿责任。

“我认为查账跟申请破产不矛盾。立案进入破产程序，也要查账。”乐清天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义说。

但此后，森泰破产重整的诉求仍陷入僵局，公司仍处于不断失血的状态。

互保企业态度随后发生变化，华通表示同意森泰破产。“政府一定要雷厉风行，速战速决，不能拖泥带水。甚至影响其他的互保企业，搞不好这个残局无法收场。”李成文说。

“破产重组对债权人有好处，通常情况下，债权人的债务清偿率提高，可以减少损失。”任一民说。例如，破产清算，设备会当废铁处理，而重组可以盘活资产，大大提高资产利用率，也提高债权人的清偿比例。

互保企业们担心的则是，破产重整后，自己的企业仍需要承担代偿责任。“再蔓延下去，我们都会破产。”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伍胜说。

“停息止付以后，实际上政府要做工作的是，让银行不要在破产重整或者清算期间找担保企业，让企业有时间走出困境，对担保企业来说也是减轻负担。”张建义认为。

纠结的破产

对温州政府、法院和企业老板来说，“破产”一度是一个敏感的字眼。老板们以为破产就是倒闭。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温州有九千多家企业吊销、注销，其中有部分符合破产条件。但2007年至2012年整整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的破产案件仅51件。张建义回忆，即便是2012年，“申请破产还是到法院试探，都不太敢提这两个字”。

但最近，这个词成为了上下关注的焦点。破产重整这个温州人非常陌生的法律程序，频繁出现在交谈里。

原因是政府和法院对企业破产重整的态度突然发生了鲜明的转变。

2013年3月，温州中院明确提出“今年内力争受理100件破产案件”，中院院长徐建新还曾公开呼吁，“与其跑路，不如申请破产保护。”

效果似乎立竿见影。

这背后是政府和法院系统从上至下的动员运动。破产指标被分解下发到各区县基层法院。温州中院民二庭还要求，基层法院每周要汇报受理了几个破产案子。

乐清法院分到的指标是，年底审结15件。但有趣的是，现实困难重重。乐清市法院起先想到银行这条线，几位院长跑了好多家银行，动员银行通过破产程序核销不良贷款。结果是，没有一个银行愿意。

4月下旬，一个由乐清经信局、金融办和二十家银行召开的座谈会上，法院通报了几家破产企业立案情况，结果几乎每个银行行长都反对。特别是涉及抵押贷款的案子，行长们要求快速处置。他们的理由是，“按照普通破产程序走，规模大的企业一年都破不了。今年是银行不良核销年，明年就没这个机会了。”

为了完成任务，法院又找到律师事务所主任，以及到经信局、金融办宣传破产，寻找案源。当地一位人脉颇广的企业老板，就曾收到法院院长咨询，“兄弟，你说哪家企业好破产一点？”

乐清法院的计划是，年底前受理25件。截至4月19日，已立案的19件破产案件里，上规模的企业只有五六家。“我们只能找规模小的企业选择性地凑数字，”乐清法院一位内部人士说，“全搞小的，作假。全搞大的，两年都办不掉。形式要走，真的要办，虚实结合。”完不成指标，基层法院院长要到中院做检讨。

都在摸石头

“我们办破产，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乐清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方星说。

温州企业普遍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增加了破产程序的难度。

在温州，企业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通常高度混同，造成处置过程特别缓慢。以江南矿业为例，经初步统计，董事长郑元同动用公司财产九千多万购买个人房产和投资，同时他也以个人名义替公司在外借款。管理人提出，如果出现混同，个人财产也要作为破产财产。因此，妻子、子女的财产都要控制，导致程序进展很慢。

另一方面，温州大部分民营企业老板往往通过新设空壳公司，以获得更多融资。例如，造船企业帆顺公司申请破产，集团公司下设三家子公司，财产高度混同，因此必须把三个关联公司分别立案、分别审理。

“这些问题法律上都会有一定的障碍。”温州中源会计师事务所主任刘旭海说。他曾先后承接温州多个知名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他发现，尽管市政府和法院不断向企业推广“破产重整”，但政府自身对破产法的理解也十分有限。比如，为了把一个已经吊销的破产非正常户恢复成正常户头，他整整往国税部门跑了近一个月。企业破产时只剩下大约七八百万的资产，而税务部门上门申报的债权就是七八百万，依据是“根据企业账册计算的企业所得税”。“企业亏损这么多，还要缴税。应该遵循破产法的原理，从法理上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土地值钱

温州破产重整还面临根本性困境是：核心竞争力不强，甚至面临产能过剩，少有投资者愿意接盘。

因此一部分企业若想实现破产重整，最终依靠的还将是土地。比如，引爆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眼镜大王”胡福林，完成破产重组方案的关键在于，政府批准对信泰集团的120亩土地变更用途，从工业用地变为商业用地，政府让渡升值收益。

“政府只不过通过一张批文，企业就救活了。很有中国特色。”佑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胡旭苍说。

森泰公司也寄希望于此。接近政府的人士估算，一旦土地性质改变，这块地将获得4亿元的溢价，这几乎成为森泰重组能否成功的关键。

事实上，中小企业生产自救也是另一条重组通路。日本、韩国90%以上小型企业破产重组都是这样操作，它适用于现有主营业务有一定核心技术，还具有造血功能的企业。这在国内比较少，温州更无先例。

已经有外地公司对温州企业的不良资产剥离业务抛出了橄榄枝，但温州似乎更像一个封闭的“圈子经济”——他们并不习惯寻求外部专业机构的帮助，政府也只热衷于吸引温商回流。

“政府应该搭台，把各路专家、资本、投行高手请进来，盘活、切割非主业资产，让企业家安安心心做主业。”浙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一理说，“我觉得这里面有大机会。”